据悉，希特勒的母亲克拉拉是一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1907年，当时47岁的克拉拉患上了乳腺癌，而为她治疗乳腺癌的医生布洛克是一名犹太裔医生。布洛克医生用当时治疗乳腺癌的常用药三碘甲烷对克拉拉进行治疗，结果克拉拉死于了三碘甲烷引发的血液中毒，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母亲的去世让当时只有18岁的希特勒悲痛万分，性格偏执的他坚信母亲克拉拉是被布洛克医生用药不当给“毒死”的，也许正是这种“丧母之痛”在希特勒心中埋下了痛恨犹太人的种子。
犹太人分布于西亚巴勒斯坦地区，原为古代闪族的一支，曾建立古以色列国及犹太王国，后为罗马帝国所灭。由于不甘被奴役，数十万犹太人被迫离开家园，四处流浪。在西方文化中，自古存在着一种排犹的情绪，犹太人被说成是：出卖耶稣的人、投机商人、不洁的人。
在中世纪的西欧，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商业则是人们鄙视的行业。而犹太人由于没有自己的国家和土地，只能到处迁徙靠经商维持生计。他们迁到西欧后，遭到当地封建主的歧视。
宗教感情衍化成普遍心态
犹太人在西欧遭到仇视还有宗教上的原因。基督教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基督教教义认为，耶稣的12门徒之一犹大出卖了耶稣，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基督徒在情感上仇视犹太人。
在欧洲，尤以德国的反犹情绪最为严重。德意志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犹太人自称是“上帝的选民”，而德国人则领导了欧洲长达数世纪，德意志国王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年)的历代皇帝成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元首。在普遍信仰基督、反犹的大环境下，德国统治者认为自己肩负着领导欧洲各君主国反对犹太教的任务。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逐渐衍化成一种普遍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从中世纪到近代，一直在德国恶性蔓延。
公元13至15世纪，德国经济经历了飞速发展，但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同那些经商致富的犹太人资本家产生了利益冲突，厄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现实利益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异，迫使大批犹太人被赶往东欧及美洲各国。这种反对犹太人的意识，在德国一直“遗传”到现代。
独特生活方式埋下祸根
犹太人世代相传下来的犹太教，使犹太人没有被其他民族同化。几百年来犹太人一直想复国，赚到的钱都保留下来。在法国、德国、波兰等欧洲国家居住的犹太人，虽然住在别人的国家，但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集聚区，有自己的领袖，也没有忘记告诉自己所居住国家的政府，要在他们的护照上印上一个J字，以示自己的身分，恰恰是这个J字让不少犹太人逃不过纳粹的大屠杀。
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犹太人大发战争财，产生犹太富商，垄断了欧洲的经济命脉，大企业、银行基本上都是犹太人在经营，这导致其他民族对犹太人更加反感。
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球经济受到冲击，德国也是受害国，并承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的不平等对待，当时的犹太人在德国是富裕的一群，却不愿拿出金钱来资助德国人，在通货膨胀高涨时，德国马克严重贬值，犹太人更未想过要拿出钱来帮助德国重整经济。例如牛奶供不应求时，犹太人宁愿倒在海中也不愿削价出售。
经济危机的源头
犹太人垄断经济直到20世纪初期，欧洲人还没有对犹太人产生仇恨，但到1929年世界经济衰退冲击欧洲，欧洲人找出经济危机的源头是犹太人，对犹太人的仇恨慢慢升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成为战败国。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中，德国受到严重打击，国力渐衰。当时正在蔓延的经济危机又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希特勒的这一争霸世界的主张，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实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希特勒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就成为必然。
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打着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把犹太民族视为劣等民族。
为了蛊惑人心，欺骗德国广大民众，希特勒对这种种族歧视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包装。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会逻辑，断章取义地摘取前人论述人口问题的某些词句，拼凑成一个种族优劣的理论，为把犹太人打入劣等人种制造理论依据。二是利用早就深植于德国人民心中的反犹意识和宗教情结，大肆鼓吹“犹太瘟疫”的谬论。希特勒将此理论蓄意“嫁接”后，它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歧视了。
二战期间，希特勒利用历史上宗教的因素，为其灭绝犹太人创设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这一理论更加具有煽动性，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并把这种仇恨转移到犹太人身上。正因为如此，希特勒一上台，便顺利推行了一整套疯狂的反犹灭犹政策，造成人类历史上一个民族屠杀另一个民族的罕见浩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