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每年的11月25日，是联合国确立的“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就在这一天，重庆一名家暴受害者，凭模仿蒙娜丽莎妆容成名的美妆博主宇芽公开发声：“我被家暴了。”无论是受害者提供的信息还是上传的视频，都可以用令人发指来形容。近日，引发网络舆情的还有年仅28岁的韩国女艺人具荷拉在家中自杀离世事件。其工作人员承认“具荷拉已患上抑郁症”，但究其原因，具荷拉的抑郁更与其所遭遇的“家庭暴力”密切相关。
家庭模式和女性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被女性主义者看作是女性被压迫的重要表现。资料图
在国内，把妇女禁锢在家庭领域，这并不代表妇女在家庭领域中就是主导了，就处在支配的地位。由于在家庭内部还有一个内外之分，同时也由于公领域的价值“高于”私领域、男性的价值“高于”女性、理性的价值“高于”感性，女性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尤其是家庭模式和女性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更是被女性主义者看作是女性被压迫的重要表现。
女性的妻子角色
家庭被划分在私领域中，女性被看作是家庭的主角同时被归入到私领域中。但是虽然舞台上大部分的行为和情节都依靠主角来表现，但是如何表现、表现什么、结局怎样却不是主角能决定的，而是由导演决定的。家庭中两性的关系也很相似。女性是主角，而男性是导演。虽然看不到导演的身影，但是导演的意志、思想决策却处处体现在了主角和其他角色的身上。比如我们正真看到女主人在厨房里忙碌，在做这个菜那个菜，我们正真看到的是女主人的身影，似乎男主人是不存在的、没有意义的，实际上女主人做的菜很可能是符合男主人口味，男主人爱吃的。在家庭领域中，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
妇女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的表现很多，很难一一罗列，这里从妻子的角色归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有两个层次的含义，放在公私领域划分的层次，它意味着男人应该在公领域中活动，而女人应该在私领域中活动。而放在家庭内部，它意味着男人主要负责和外部有关的家庭事务，女人负责和家庭内部有关系的事务。通过主内和主外的区分，把女性的活动空间限制在家庭内部，相比较男性，女性的活动空间要小得多。主外和主内最大的危害是把丈夫看作是养家者，把妻子看作是被养者，而被养者不得不接受养家者的性命令和意志。
很多的家庭暴力者把打老婆解释为：老婆不听话所以要打，就是一种典型的养家者和被养者的关系。此外，对外的事务往往被看作是更重要的事务，或者重要的事务被看作是对外的事务，而这导致女性在家庭中的主导权进一步丧失。比如，梁启超就把女性视为“食利者”，而男性是“生利者”，“食利者”显然是对社会没有贡献的，地位自然是低下的。
第二，女性是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由于重大的决定往往都是和外部相关的，因此，女性往往成为决策的执行者，或者被动接受者，而这很可能损害到了女性的利益。西方社会经常发生的一种家庭矛盾是，男性因为工作决定全家迁移，而女性却不情愿，但是被迫跟随迁移，并承受迁移所带来的额外的家务劳动。由于女性很少被看作是决策者，因此，女性想要对家庭发展提出自己的设想相对变得比较困难。而即使女性是决策者，女性往往也会更多地考虑男性及孩子的利益。
第三，女性的利益往往在家庭中更容易被忽视和牺牲。由于妻子长期以来一直是个照顾者的角色，而照顾者显然是以他人利益为重的，因此，自然而然被期望具有牺牲精神：为了丈夫的发展、儿女的成长、老人的安康而牺牲自己的青春、爱好、理想、时间、精力等等，女性所有能够付出的东西。女性的这种牺牲虽然受到了赞扬，但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女性的主体性在家庭中遭到漠视和践踏，女性的利益被赞美的言词不断地“牺牲”掉。
至于为什么妇女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和女性为什么受压迫，有的时候是同一个问题，很多时候，这两个问题会形成循环论证。比如，从夫居和父系传承是女性在家庭中居于从属地位的表现，也是女性在家庭中地位低下的原因。对于究竟是因为从夫居和父系传承，使得女成为从属地位的人群还是因为女性地位低下，所以从夫居和父系传承的争论是很难得出统一的、“正确的”答案。这里也并不是要寻求出个“正确”的答案，而是希望我们大家能从家庭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行为和观念中看到两性的不平等。
不仅在理论上关于母亲的角色有众多的争议，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争论也经常发生。资料图
女性的母亲角色
女性的母亲角色在女性主义理论中往往是分歧最大的讨论点之一。激进女性主义思想在与生育相关的问题上同样表现出多样性，这正如在与性相关的问题上一样。激进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宣称，生物性的母亲身份使妇女在身体和心理上都精疲力竭。她们说，妇女应该能够通过你自己的主张，自由运用旧的生育控制技术和新的生育辅助技术——防止或终止不希望发生的妊娠，或者利用那些技术作为选择手段，使她们在想要孩子的时候拥有孩子(更年期前或更年期后)、决定如何怀孩子(自己怀孕或者请代母怀孕)、跟谁有孩子(和男人、女人或者独自拥有)。某些激进一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甚至走得更远，她们盼望着这一天终能到来，这时人们能够在人工胎盘上进行体外受孕，由体外的人工培育完全取代自然的妊娠过程。
与激进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形成对比的是，激进一文化女性主义者认为，生物性的母亲身份是妇女力量的终极源泉。正是妇女决定着人类物种是否延续，她们决定着生死存亡。妇女必须保卫和赞美这种赋予生命的力量，因为假如没有它，男人对妇女的尊重和需要甚至会比现在还要少。
不仅在理论上关于母亲的角色有众多的争议，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争论也经常发生，一些中产阶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妇女认为母性是妇女解放的一个严重障碍，是一个把妇女限制在家中的陷阱，让她们只是打扫卫生、做饭和照顾孩子。更多的人则简单地把母亲职责和抚养孩子看作是妇女压迫的场所。而那些还未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的妇女暗示说母性是妇女真实的天命，认为没有做母亲的女性，把生活重点更多地放在事业、创造性的工作或政治工作上是有所缺憾的，感情生活一定是不完美的。
不管争论的结果怎样，不管对女性来说母亲的身份究竟意味着好还是坏，或者不好不坏，有一点是肯定的：社会把养育儿童角色完全和母亲和女性等同起来，把母亲的身份看作是女性必然要承担的义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使社会在强调那些很好地养育和照顾了孩子的男性时，也会用母性这个词。而把抚养孩子的男性看成“母性”，加强了认为妇女天生更加适合照顾孩子的陈旧的性别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强调和妇女一样照顾孩子的男性是在模仿而不是在做一个父亲应该做的事。
这样的观点导致女性无法逃脱母亲的角色，没有做过母亲的女人被认为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女人的价值被紧密地和母亲的身份结合起来，使得女性本身的独立性价值受到损害。同时也使得男性远离了养育孩子的角色，不能很好地享受养育孩子所带来的快乐。贝尔·胡克斯指出，男人回避承担抚育孩子的责任，并且这种回避得到妇女的支持，她们相信如果男性同样加入到对孩子的抚育中她们便会失去这一片权利范围。许多这样的妇女并不希望与男性共同承担抚育的责任。但是，实际上，把养育儿童和母亲联系起来，和女性联系起来，对两性来说都是不必要的规范和束缚，使得两性的不同利益受到了损害，对两性来说都是力求破除的。
女性的自我发展与母职之间的冲突在20世纪初就已经被提出来，在男性知识分子倡导女性需要接受教育，成长为合格的母亲，从而能“强种救国”的时候，同时代的女性知识分子，如林宗素、陈撷芬、秋瑾、张竹君、何震等强调女性本身的发展，个体的独立性和平等权利，把女性与母亲的身份区分开来了。可惜，这种声音并没有被传播到更广泛的范围，女性的妻子、母亲角色和女性个人发展的冲突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辣妈”形象的出现就是这种冲突的社会解决方案，但同时也是女性母职压力加剧的原因。辣妈和传统那种牺牲型的、不修边幅的母亲形象完全不同，这个辣妈是性感的、个性张扬的、非常有力量的。辣妈的外表是“当妈建议还是不要有当妈的样子”，要保持性感年轻的样子；不仅如此，辣妈还必须是全能型选手：
首先，你得是一个科学妈妈，所有的喂养科学你都要知道；
第二，你得是个社交能手，要跟其他妈妈们、邻居包括老师们搞好关系；
第三，传统意义上的照顾者身份你不能丢，要把全家老小都照顾好；
第四，你要做好教育经纪人，有关孩子兴趣和学习的相关信息都知道，能正确选择培训班你就像个经纪人兼司机，带着孩子去赶一个个“通告”；
第五，你要温柔可亲，能做到时时刻刻的温和而坚定，保持情绪的平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你还必须要有一定的事业心有自己的职业，能够给孩子做榜样。
辣妈形象给女性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是一种隐形歧视，把母亲的形象拔高到一般女性无法企及的位置，使得每个母亲都有内疚感。但同时，做好母亲并没有给女性带来个体的好处，甚至，出现了母职惩罚，对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做多元化的分析后发现，儿童会增加父母操持家务的时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每增加一个未成年子女，母亲面临的收入惩罚为12.8%。
从性别平等的角度而言，母亲角色是理解现代女性焦虑和困境的重要切入点，如何使得工作和家庭能平衡不是单纯的个体努力的问题，而是社会需要全体一起来关注和提供支持体系，并改变刻板性别文化的问题。
《透过性别看世界》 沈奕斐 著
角色期望与角色错位
民国时期，女性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苦苦追求的女性平等权利最终也没有实现，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一下子实现了巨大的飞跃，无论是女性的参政权、就业权还是受教育权，女性都得到了与男性同样的权利。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不在意自己容貌、忌讳个人情感、鼓励女性干脏活累活重活的“铁姑娘”形象出来后，奠定了今天中国性别平等的一个基本理念，叫“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从那时候起，女性同时具备了两个值得赞赏的身份，一个是母亲——我要科学养育；一个是劳动者——我要经济独立。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女性和男性同工同酬，平起平坐，女性的角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原来的“食利者”变成了“生利者”，从原来的家庭内的贤妻良母角色变成了社会主义光荣的劳动者。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当女性和男性承担同样的社会责任和工作时，我们从未挑战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也没有改变男性的角色。无论是在家庭内还是在外面，男性的角色依然是挣钱者、主外者，和传统的男性角色变化不大。因此，张李玺教授就发现今天的婚姻中的冲突主要来自两性角色期望的错位。
概括来说，一方面，女性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男性角色仍然维持传统的状态，社会对女性在家庭内的角色依然持有传统的期望，女性对男性的角色也有不同的要求，正是因为对各自的角色期望不同，从而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另一方面，女性拥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权利意识也不断增长，因此，原有的性别关系被改变，女性寻求更为平等的两性关系，而男性依然习惯于女性听话顺从的关系，冲突再次加剧。
今天家庭的很多冲突都在于两性角色期望的错位和真实的情况无法维持原来的性别分工。传统的角色观念在今天依然根深蒂固，尤其在男性群体中，由于自身没有改变角色，因此很难理解女性角色的改变，也很难适应女性角色的改变。即使是女性的收入高于男性，在家庭中，依然无法改变角色期望，甚至，不得不更遵从传统的性别分工和角色，来维护家庭的和谐。
所以，除了反思女性本身在妻子和母亲角色上的困境，还需要仔细考虑如何能改变男性的丈夫和父亲角色，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更好地实现社会资源的匹配。“让女性回家”并不是应对现代家庭问题的最好方案，如何改变性别角色的期待，改变家庭的性别分工，让婚姻内的权责利更清晰，更符合个体特征，是走出家庭性别歧视的方向。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复旦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透过性别看世界》、《谁在你家 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