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继魏晋以后,又一次民族融合的时期。如今，当人们谈论起中国历史上的建筑艺术，很少有人会把目光聚焦在元代建筑上。这样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在他们短时间的统治经营之下，建筑艺术究竟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呢？
在元代，统治者由草原大汗演变为了殿堂君主，入主中土，并迭西征，以拓疆土。同时，外域文化也空前规模地进入内地，在建筑艺术上承接宋、辽、金，大兴土木，创建新城，形成了独具时代风貌的元代建筑。如今，仍然保留有许多元代时期的宗教建筑，其中的石雕装饰艺术堪称一绝。不过，其中蕴蓄的深厚宗教、民族、社会文化层面的意义，更值得我们现代人进行深思。
元代建筑，释迦寺大殿
01、元代建筑的承袭：前代建筑形式是如何影响元代建筑的？
在元朝统一建立之前，蒙古诸部落与西辽、西夏、金诸国相邻，它们同蒙古部落之间相互联结影响。在建筑营造方面，各国之间的交流同样密切，元代建筑在自身发展过程之中，既有所承袭，也有所变革。辽、金以及吐蕃等对于元代建筑的影响较大，比如"捺钵"风俗便是辽代的影响。这在《辽史》中有着明确的记载：
有辽始大，设置犹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
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古代捺钵情景
所谓的"捺钵"，本是辽代契丹族的方言，意为辽帝游猎时的"行营"。原来，契丹人早期生活在蒙古草原东部，有逐水草而徙的游牧生活小习惯，狩猎、畜牧是其主要的经济活动。契丹建国后，仍然沿袭过去的游猎传统，国家设有五个京都，可皇帝通常在外，随着气候、季节以及水草不断迁移，在其各地所设的行帐中一边游猎，一边办公，由此便出现了春夏秋冬不同"捺钵"的制度。
如今，考古发现在辽庆陵中有四幅山水画，画的内容恰好为我们展示了辽代皇族四季外出"捺钵"所在地的美丽之景。这种颇具特色的四时捺钵制度，被后来的元代统治者所接纳。比如，成吉思汗在"三河之源"处兴建了四大行宫，这四处行宫分别用来春季放飞、夏季避暑、秋季围猎以及冬季取暖，建筑的形式与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利用。
辽庆陵中的山水画体现"捺钵"制度
同样，早期蒙古人建设都城以及各个城池，也均有所吸收各国各地的建筑营造特征。其中，一些宫殿、佛寺、城市布局等都是由汉族人负责建造设计的。在忽必烈时期，宗教建筑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尤其是藏传佛教方面的寺庙建筑在全国各地兴建，其中部分的佛寺仿效宋代神御殿遗制。
02、元代建筑的改良：元代建筑的变化与演变，不变的是传统的工匠智慧
虽然，元代时期建造的城市、宫殿以及宗教礼制建筑很少能达到像宋金时期那样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但是工匠师们吸收外来技艺，使得元代建筑在传统营造技术方面突破明显。这种突破性，主要体现在元代时期的北方建筑中，具体呈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突破性一：斗拱地位降低，梁栿作用加强
元代时期，虽然蒙元贵族们钟爱于精细之物，但是在建筑方面却显得与众不同，反而崇尚"去华从简"的特征。我们大家可以发现，元代建筑中的斗拱逐渐简化、跳数减少，而且结构中梁的跨度及断面不断增大。梁柢的作用日趋显著，不但是作为重要的简支构件，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逐步替代了斗拱的使用。概括而言，在斗拱地位降低的同时，梁栿逐渐更具有独立性。斗拱结构作用日益弱化，装饰性逐渐加强。
元代建筑
突破性二：建筑中的翼角发生了明显变化
由于斗拱与梁椎的发展变化，在房屋的转角部分，以往的结构构件己无法满足这一部分的结构支撑与造型特征，斜出构件己不能提供可靠的支持，同时悬挑长度较大时还存在倾覆的危险。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方元代木构将曾经不常用的隐角梁的做法通过改进逐步推广开来。而南方元构则沿用宋法，仍将大角梁至于平榑之上或微微下落，通过将出檐尺寸变小防止倾倒的危险。
元代建筑
突破性三：混合式结构的发展和层叠式结构的没落
在宋及宋之前，建筑营造基本遵从《营造法式》，而营造法式中主要涵盖了三种结构及形式，包括层叠式、厅堂式以及柱梁作。层叠式又称殿阁式，从名称就能够准确的看出其主要运用于殿阁，柱梁作结构及形式较为简单，大多数都用在建造简陋的房舍。而混合式结构及形式复杂程度介于二者之间，所以主要运用于较殿阁等级低，但又高于简陋房舍的建筑，主要为厅堂，所以又称为厅堂式。元朝营造特征简单，去华从简。所以在很多的庙宇殿阁的营造中逐步开始并广泛运用混合式做法，而非一味的沿用殿阁式。
相比于宋代精确繁复的建造形式，元代建筑的技艺显得更为大胆。比如，通过内额各类手法的大量使用，更加大胆的减柱造、移柱造等营造做法等手段，将蒙元民族简单奔放、喜欢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等特点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不过，在这样大胆地建筑尝试的背后，始终脱离不开的一个考虑周全的建造规划图纸。至少从这一方面而言，中国古代建筑的"定测样"是一脉相承的，深刻地体现出中国古代匠人的技艺智慧。
先以尺为丈，以寸为尺，以分为寸，以厘为分，以毫为厘，侧画所建之屋于平正壁上，定其举之峻慢，折之圆和，然后可见屋内梁柱之高下，卯眼之远近(今俗谓之定侧样，亦曰点草架)
《营造法式》中"举折"图示
宋元之际的官方建筑营造都要按照严格的比例制图，确定屋架举折和梁架高，然后进一步确定各构件榫卯大小及其位置。其中，"定侧样"就是建筑整体设计的主要方法和表达形式。
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
作为一种营造的传统方法，"定侧样"在唐代或者以前便开始应用。至后世画侧样图成为了匠人的基本技能，就像《园冶》中"地图"条记中记载的那样：
凡匠作，止能式屋列图，式地图者鲜矣。
这是说到的"屋列图"即侧样图，在明代建筑施工中较地盘图的使用更为普及。北京故宫修建，同样是在大木构件预制前于平广台基上画出实样，然后才造作加工。当代福建地区传统大木匠师施工前也无一不绘制侧样图的。值得一提的是，在蒙元时代的建造图纸，有的时候是特意邀请画家来专门绘制，如今看到的元代画家王振鹏就是当时有名的"界画"大师。
元代界画
元代界画
03、元代宗教建筑兴建，背后隐藏的文化动因
影响原代宗教建筑兴建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原道教，而另一方面则是藏传佛教。两者的影响表现于建筑装饰表面，同时也深深地烙印于当时社会人们的内心中，影响甚远。
道教在中国虽与佛教同时盛行，但因不重于偶像设教，更不习惯于用石窟宣教，因此，在中国不仅很少见有道教石窟，即道教造像，也是在佛像的影响下才出现的。山西太原龙山吴天观元代道教石窟群，也是我国石窟雕塑史上很特殊的制作。可以说，龙山石窟是古代石窟艺术衰落时期的出众之作，也是至今为止我们能知道的，元代时唯一的道教石窟。在龙山石窟的第5窟中，瑰丽华美的凤凰彩云浮雕飞翔于窟顶之上，一对凤凰或鸣叫或嬉戏的追逐缠绕，呈对称式腾飞而上，整体一以一个圆盘的形状呈现出来。
山西太原龙山石窟
而至于藏传佛教，是因为伴随着战乱的不断激烈，蒙古国的疆域版图逐步扩大，统治者的思想也受到来自不同地区的思想影响，萨满教思想的影响对蒙古族人的影响是有历史缘由的，而后道教的传入开始挑战其权威，随着汉化政策的加深，各类宗教文明开始竞相开放，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思想也开始产生影响。直到元世祖时期，藏传佛教成为统治者认定的正统思想，在元代历史舞台上最为活跃的是藏传佛教。
进入元代,由于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取向和管理原因,对各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又同时崇奉与大力推行藏传佛教,统治阶级为佛教活动拨发巨额用款，用于佛事活动、经卷修缮、佛教建筑修筑等方面。受到统治阶级保护的藏传佛教，便找到了生根发芽的生长土地，借这一便利，藏传佛教的传入可谓畅通无阻。
04、重彩纷呈的元代建筑，那一抹中国建筑史上的灿烂霞光
建筑多数以功能分类。人类建造建筑物必定有其目的，这自然就需要对应一定的目的功能。从历史上看，按照功能分类建筑的最基本分类法即为宗教建筑和住宅建筑。所谓宗教建筑，指的是寺院、神社以及教堂建筑，用来进行宗教仪式或宗教行为，简单地说是求神拜佛的建筑。
尼泊尔的阿尼哥设计建筑的白塔
从元代建筑中，我们也可以很明确地感知到这一宗教建筑的背后意义。元代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缩影，也是研究草原游牧民族雕塑艺术史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可以说，元代的建筑艺术是在一个世界性大帝国的文化影响下因运而生。同时，元代建筑呈现出一种中西混合、多种文化元素融合的特色，是多种文化的混合物，我们从中能够正常的看到许多文化的缩影。比如，在元代时期，由尼泊尔阿尼哥设计建造的白塔，蒙元四都以及佛龛建筑群都是具有象征性和独树一帜的特色建筑。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元代建筑艺术是在多元活跃的文化背景中而独立存在的。而这种多元文化的稀世之花，也在游牧文化包容性格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异彩纷呈，最终成为了那一抹中国建筑历史中的灿烂霞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