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七月初二，众大臣在朝中协商役法。宰相司马光建议抛弃王安石变法时建立的“免役法”，康复早年的“差役法”。
时任中书舍人的苏东坡以为免役法好坏参半，并且现已实施多年，只需清除其坏处即可，纷歧定要完全抛弃。司马光顽固不听。
东坡觉得司马光过于顽固，散朝后气地回到家中，连声呼曰：“司马牛！司马牛！”
司马牛本是孔子弟子之名，但是东坡此刻并非用典，而是责备司马光脾气顽强，有如犟牛。此事的青红皂白终究怎么呢？
司马光本是与东坡同进同退的政治盟友，也是识拔东坡的长辈大臣。早在熙宁二年（1069），司马光就引荐“文学富赡，晓达时务，劲直敢言”的东坡为谏官。
两年后，司马光又上书神宗，自承“敢言不如苏轼”。东坡毕生与司马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旧党失势之时，两人互通声气，以节义相互勉励。
但是，东坡对立新法，完全是出于公心。当新法正在势不可当地推动时，他力挽狂澜坚决对立。
但一旦时移势异，新法遭到全面抛弃时，东坡又挺身而出，呼吁保存其间的合理部分。
元丰八年（1085），新党失势，司马光重整旗鼓，就像当年王安石大刀阔斧地推广新法相同，司马光也以相同的热心和功率抛弃新法，从本年七月罢保甲法始，至次年八月罢青苗法止，一年之内，新法被悉数抛弃。
东坡就在此刻脱离黄州贬所回来朝廷，并升任中书舍人。按理说久遭贬低斥责的东坡应该额手以庆了，但是他却力主对新法也要择善而从，对立司马光抛弃免役法。
当年王安石的新政把差役法变为免役法，抛弃曾经按户等轮番执役的劳役准则，改成由官府出钱募人充役，本来承当差役的人户则按等缴钱，称为“免役钱”，就样做于公于私，都便利易行。
但是免役法一起又规则，本来不承当差役的城市坊郭户、农村里特别困苦的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以及官户、寺观等也要交纳数量减免一半的“助役钱”，这就对社会上最困苦的若干人户有所危害。
长时间担任地方官并曾贬居黄州四年多的东坡对此洞察一切，所以他以为“差役、免役各有好坏”。已然现在免役法现已实施近二十年，吏民都已习气，东坡就建议“尽去二弊而不变其法，则民悦而事易成”。
但是司马光底子听不进任何不同定见。最终免役法仍是被抛弃了，但东坡这种一心为公、不阿权贵的傲然风节则永垂史书。
与东坡构成明显对照的是蔡京。蔡京其时任职开封府，当他得悉司马光有意抛弃免役法时，便看准时机进行投机，竟在五日之间指令开封府属县的大众千余人以充差役，以此证明差役法之可复，来向司马光献媚。
司马光未察其奸，称誉蔡京说：“使人人奉法如京，何不可行之有？”司马光做梦也不会想到，八年之后支撑新党康复免役法最力的也是蔡京，而十六年后诬称司马光为“元祐奸党”之元凶，且亲身书写“元祐奸党碑”碑铭的也正是蔡京！
东坡与司马光的情谊建立在一起的政治信念的基础上，他们之间的争辩堪谓正人之争，政见的不合并未危害他们的友谊。
就在二人争辩免役法之后两个月，司马光病卒。东坡不堪沉痛，先作祭文曰：“呜呼，百世一人，千载一时！”
又作行状，除了缕陈司马光的政治功劳外，特别赞誉其崇高品德：“公忠信孝友，恭俭正派，出于天分。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意天然，全国信之。”
又作神道碑，叙司马光重整旗鼓的晚年业绩曰：“公来自西，一马二童。万人环之，如渴赴泉。……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则多矣，百年之思。”
三篇哀吊之文都对司马光的功劳、人品给予极高的点评。所谓“司马牛”者，不过是二人往来过程中转瞬即逝的一个小插曲罢了。
（作者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来历：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作者：莫砺锋
本期修改：樊宣
流程修改：吴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