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快疯了。”
“对不起，我可能要考不上大学了。”
“做题速度直线下降，而且真的太困了。”
3月17日，话题#当今高三学生有多难#登上微博热搜，配图上的文字是“没有复读机会，没有加分机会，生于非典，考于肺炎，同时也是拥有一个奢侈寒假的高三。”
评论区成了高三学生大型倒苦水现场。
有高三学生问“不自律怎么办，在线求解。”评论获得了6000多人点赞，被顶上热评。
有人回复她“姐妹，这样的赞和评论注定让你无法自律了。”
这像是成了他们的一种悖论，影响学习效率的是手机，但作业又都在手机里，不得不用手机。
202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预计将继续超过1000万。在距离考试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本该是他们在学校冲刺的日子。
如今，他们只能待在家里，面对屏幕、面对试卷，面对一些解不出来的题。
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内心的焦虑。
面对疫情下的备考，人们会不自觉提起2003年的高考。
十七年过去，高考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也有很多东西没有变化。
01
心态往往会决定很多事情。
收到延迟开学的通知时，高三学生白涛正在床上躺尸。
那是农历正月初七，如果一切正常，那天他应该开学了。原本只有十天的寒假，是他迄今为止最短的一个寒假，现在突然变成了最长的一个寒假。
这是所有的高三学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随着疫情的发展，2020年1月27日，教育部正式下发通知，要求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
并要求各类学校加强对寒假期间学生学习、生活的指导，“要求在家不外出、不聚会、不举办和参加集中性活动”。
收到通知时，白涛说自己“贼开心”，但没过两天就受不了了。
延迟开学不等于放假，课还是要上，老师们一个个被逼成了主播，开始视频直播。
但对习惯了坐在教室里面对面上课和听课的老师与学生来说，这种形式双方还都不太适应。
网络卡顿、听不见声音、突然掉线，这些情况在开始时时常发生，没有很好的方法，白涛所在学校的老师们购买了更专业的设备。
直播出现失误的情况少了很多，但白涛还是觉得效果差了太多。
“加倍的努力，半倍的收获” ，消失的是现场感，外在环境的约束基本上没有了。
无论如何提醒自己，那种大家坐在同一个空间里学习的氛围是找不回来的。
面对面的情况下，老师通过学生的表情与反应，就可以知道学生到底有没有听懂这样的一个问题，学生的提问也会更方便。
但现在，面对的，只是一块屏幕，身后，是躺下就可以睡觉的床。
开始上网课后，晚自习结束的时间从十点半变成了九点，早晨也比在学校上课时间稍微晚一些。
害怕到学校后生物钟调不过来，白涛在尽量按照学校的标准要求自己，他还是按照原有的作息表：六点起床，洗漱完成之后自己看一些概念，之后跟着上网课，吃饭，午休，一直到九点晚自习结束。
在那之后，他自己还会再加一个半小时自习，但偶尔也会偷懒打游戏。
有时候直播开始电脑上没有声音，一道物理题十分钟的时间也解不出来，低头抬头之间，下一节课慢慢的开始了几分钟。
为了不错过，从起床到上课，他在手机上定了十六个闹钟。
原有的百日誓师大会也取消了，老师只在微信上做了一些思想动员。
在家能约束自己的方式并不多，他也只能在便利贴上写一些激励自己的话，贴在最明显的位置，这样随时能够正常的看到。
家人尽量在给他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但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
最近几天，对面邻居开始修房子，整天都在施工，三轮车和挖掘机的声音此起彼伏，巨大的噪音对他听课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快吵疯了”。但没有办法和对方交涉，“搞不好还会吵架。”
他觉得直播的效果还是不行，对不够自律的同学来说，“绝对没效果”。
他说自己的心态已经崩了一半，如果再不开学可能就要全崩了。
每个人都知道，心态会对一个人产生多大的影响，尤其在这样备考的阶段中。
十七年前，非典肆虐，一个高三学生因为心态崩溃，急于改变命运的他，却把自己送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也让很多人的命运，在冥冥之中被改变。
2003年4月下旬，四川南充全市三次模拟考试全部结束。
学生杨博在三次模拟考试中发挥失常，都没能获得理想的成绩。
他开始担心，如果自己在高考中出现失误，那么他将不能实现自己从政的理想了。
一个危险的念头开始在脑海中出现。
2003年6月5日下午1点30分，担任巡考领导小组负责人的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副局长杨森富进入南部县招办的保密室时，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
屋里明显有人进来过，还有翻动的痕迹。
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脑海：试卷可能被盗了。
封锁现场，调刑警。
3点左右，现场勘查结束，存放试卷的柜子被撬开，高考语文卷、英语卷、文科数学卷、理科数学卷、文科综合卷、理科综合卷各丢失１份。
南充市公安局局长张奇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接到的命令是直接向公安部部长助理报告案情，“以便上层及时决策。”
他知道，上层决策的含义，是高考还能不能如期举行。
第一次案情分析迅速展开，得到的结论是试卷没有流传出去。
6月6日早上８点，张奇伟直接致电公安部部长助理，报告了警方的初步判断。
6月7日，全国高考如期进行。
杨博也走进了考场。
他清楚地记得，当那个念头在脑子里出现时，他决定按照那个念头去做了。
在他确认了县招办保存高考试卷的具体位置后，6月5号凌晨1点，他带着钳子、改刀和铅笔刀，成功进入保密室，撬开柜子，划开试卷袋，盗走了各科试卷各一份。
凌晨５点多，趁着门卫开门进出的人多，他混在里面溜了出去。
回家后，他倒头就睡。
下午去学校，却在校园里听到老师们在议论试卷被盗的事情。
他吓出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被发现得这么早。
他连忙跑回自己的房子了，看了几道数学题和作文题目后，把试卷烧毁冲走。
晚上，他又找地方把自己的作案工具和穿的鞋子衣服一起烧掉。
高考结束返回学校填志愿时，校园里已经有警察来调查，要采集指纹。
他下意识在手指上涂上了胶水，被侦查人员发现后又擦掉了。
留在保密室现场的指纹和采集到的杨博指纹完全一致。
6月20凌晨两点多钟，杨博被抓。
6月24日，高考成绩公布，当得知自己515分的成绩已经上了本科线时，这个莽撞的年轻人落泪了。
8月25日，19岁的杨博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７年。
也正是他这个荒谬的举动，让很多人的命运，一起受到了牵连。
试卷被盗，不得不启用备用卷，但2003年的备用卷，题目特别难，这让本就遭遇非典的高三学生们雪上加霜。
那还是要自己估分报志愿的年代，很多人因为试卷太难，成绩预估都很低，报学校的标准也降低了。
但事实是，那一年，由于大家整体发挥不好，大部分高校的分数线也随之下降。
很多人，就此错过了自己心中的那所学校。
当被卷入一起历史事件中时，没有人可以迅速看清，这究竟会对自己产生多大的影响。
02
内蒙古赤峰高三学生王栎也在期待着开学。
知道要延迟开学时，他有点焦虑，还有四个月时间高考，“复习节奏万一跟不上怎么办？”
但也没朝更坏的方面想，他觉得应该很快就会开学了。
1月29日收到班主任在家长群里延期开学的通知，老师们推荐了一些网上免费的课程让学生去听，2月10日开始，学校的老师开始视频上课。
问题接连出现。
下雪的时候网太差听不清老师的声音，老师也听不清学生的声音；老师们第一次上网课，一些课件做不好，耽误很多时间；一些同学专注度不够，点名好几次没有人回应；隔着屏幕，回答问题的同学也支支吾吾。
对于王栎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了课堂上的氛围，“没有在课堂上老师有那种肢体动作，感觉不生动传神”。
他的效率和专注度在下降。
课件无法屏幕共享的时候，老师就会发到微信群里，需要一边看课件一边听老师讲，同时还需要注意自己有没有掉线，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说自己特别容易走神。
准备好的考案留在了学校里，现在延期开学家里没有，上课又必须要用，他只能一条一条从课本上再找，“感觉特别耽误时间”。
高考越来越近，他感觉自己还是没有找到上网课的感觉，“还是感觉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多一些，不知道为何会这样。”
担心在家复习会影响到最终的成绩，他只能多做一些题，在其他网站上再找一些课来自己听。
焦虑无法缓解的时候，也会找同学聊聊天，大家也只能互相鼓励。
上课时间改成了一节课一个半小时，刷题觉得太烦的时候，王栎会翻开漫画看看，家人总是会在这个时间进来，以为他之前的时间都在看漫画。
高考他最初是想考去武汉，出现如今的情况是谁都没想到的。但他并没有改变目标：“给我的目标戴上个N95口罩，继续努力。”
尽管焦虑，他还是觉得在高三的时间里遇到疫情，可能是人生中都会很难忘事情。
有了这段上网课的经历，他感觉自己回学校后会更加专注，更能把自己的心态放平。“躲不掉的，只能是积极面对”。
提起2003年高考，王栎说通过自己现状的联想，他能想到他们有多不容易，“可能连网课都没得上。”
王栎说的没错，那时确实没有网课可以上。
十七年前，那一届高考生几乎没有选择。
山西人冯毅经历了那一年的高考。
那是高考时间由7月改到6月的第一年，上学期，班主任还总给他们强调“你们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要努力。”
但没想到，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碰上非典，晚自习上得少了。
有一天早上升旗仪式结束后，学校通知要放假了。
放假之前，学校也给学生做了一些动员，但完全提不起劲。
回想起那时，冯毅说整个学校的氛围让人感受不到毕业班该有的样子，丝毫没有冲刺的感觉。
疫情临头，大考在即，两种巨大的压力一起涌来的时候，反而会让人觉得不过如此，“生死关头也就这样，还能怎样”，这也许是当时大部学生的心态，这种心态也影响了冯毅之后人生道路的选择。
但备考还是要继续。
有很多人扛了一大堆书回家，试卷整理起来足足有一斤重。
多年之后，当看到“买了一百多斤鸡汤书给自己打气”的段子，冯毅说自己十分有既视感，“经历过用重量形容纸张。”
回家后，冯毅和妈妈一起把带回去的试卷、习题集和参考书做了整理，确认了自己的复习进度。
在家的作息时间和学校也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8点起床后吃完饭开始看书做题；12点开始午饭加午休，下午两点到两点半起来继续做题看书，一直到傍晚6、7点吃晚饭；晚上11点结束复习。
尽管如此，但在2003年，放假是真的放假了。
那时还是用电话线拨号上网，不可能有网课上，完全脱离了学校和老师的监管；冯毅的父母那时白天还在正常上班，来自家庭的监督也没有了。
冯毅说对于自己这种成绩一般的学生，回家后就“无法无天”了，没有人管，偶尔还能溜出去租个漫画看。以高三学生的标准来说，日子“十分逍遥”。
家里的电脑被锁起来了，但冯毅偶尔会趁家人不在撬开被锁的电脑偷着玩儿。
坐在桌前看的也不一定是参考书，一本漫画来来回回翻了四遍。
复习的时候试卷没有答案，做了也不知道对错，更不可能和老师同学做交流；
冯毅的优势是化学，所以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化学上，一些问题自己花点时间也能琢磨透。物理和生物也看，但基本处于“放弃治疗”的状态。
最终回到学校后，那一斤的试卷，冯毅只完成了十分之一。
带着这样的复习成果，返校之后不久就上了考场。
他记得那两天天气很热，汗流浃背。
考场消毒，考生进入考场先测体温，全程戴口罩。
冯毅说那时候的口罩也很简单，绝对没什么N95、过滤等分类。
他亲眼见证了一些同学的崩溃，有人还没考完坐在考场就哭了，有人走出考场哭着说今年不考了明年再来。
考完数学后很多人的心态已经被影响了，导致之后的综合科也完全没有发挥。即便没有被数学影响到，理科综合的难度还是让很多人无所适从。
作为当时班里化学课代表的冯毅，勉强拿下了化学，“生物和物理大败。”
出成绩后，冯毅整个班甚至全校的成绩都不是很好，班里一些本来打算去北京等一线城市的同学，很多转投了西安一类的城市。
时代终归是变化了。
在网络日新月异的今天，虽然网课的效率不如传统课堂，但毕竟还有着系统的学习进度。除了学校老师的直播，网上还有海量的资源等着他们。
和2003年相比，这一届备考的学生多了很多选择。
这是他们无奈中的“幸运”。
03
如果没有这场疫情，辽宁沈阳的艺考生刘雨欧正在全国各地参加校考。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这是她这几年来一直为之努力的目标。
从小就喜欢模仿别人说话，家在东北，住得离市场近，周围有一大批说话很有特点的人。她一个一个学，看电视剧、新闻联播、动画片，也学里面的角色说话。
家里人觉得她这样“挺欠的”，但也说她学得很像。小学很小的时候还没什么性别意识，学男同学的声音，成功敲开了男厕所门。
上初中之后，学校有了一些配音比赛的活动，她才知道原来还有配音这样一个行业存在，“觉得非常神奇”，那时回忆起之前看过的电影与电视剧，她发现留给自己印象深刻的不是画面，反而是声音。
她开始参加一些活动，跟着老师学配音知识。上高中后，学校里有了戏剧社，也有一些高校的老师来学校考察生源，通过咨询，她知道了自己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回家后正式和父母提出了想学配音、要走艺考这条路。
家人当然反对，她一直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父母觉得没有必要走艺考的路。
但刘雨欧知道自己是真的喜欢这一行，反复沟通后，终于得到了父母的支持，“自己的人生就该自己做决定。”
年前的全省联考已经结束，过年的时间也不敢放开休息，年后马上迎来的就是校考。
但疫情打乱了一切。
一些校考取消了，一些校考挪到了高考之后。
文化课在这个时候又成了重中之重，八点起床，八点半开始学习，晚上12点到12点半结束休息。
由于备考专业课，文化课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学校一起上，所以她没有办法和大家一起上网课。自己找课上，刷题刷练习册，自己对答案，有看不懂的再发微信问老师。
由于家里有二胎，有时候会干扰到刘雨欧学习，家里人索性让她一个人搬出去住。周围人给了她一切能给到的支持，这对她来说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只有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到最好，才能对得起他们。”
压力面前，对配音的喜欢会让她产生动力。
声音给她更广阔的想象空间，“睁开眼睛，红就是红，绿就是绿”，但闭上眼睛，“听到的那个世界更大”。
通过自己的思考、体验、技巧、情感，赋予角色一个全新的样貌，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会体验到自己不曾有过的人生经历，从而增强自己的同理心和对生活的感受力，这是配音让她着迷的地方。
她希望自己可以用声音去塑造一个世界，这让她觉得配音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严格。
而从大环境来说，全国适合发展配音的地区并不多，她希望自己配得上那些平台，不管是专业课还是文化课都能过硬，“掌握声音的魔法，这样才是一个有光环的仙女。”
偶尔也会闪过不自信的念头，害怕达不到家里人期待，实现不了自己的梦想。
疫情更是打乱了一切计划，但她觉得对自己而言，多少有一些柳暗花明，本身在文化课上的优势就会在这个时间全部凸显出来。
她也看到一些艺考生，文化课成绩不是很好，政策变动之后很崩溃，不知所措，“有人欢喜有人忧”。
但她还是希望大家“调整心态”，“专业课的努力不是白费的，端正对考学的态度，然后再去调整学习计划。”
2020年，全国艺术类专业报名人数预计为115万。
近十几年来，艺考经历了爆发式增长。
2002年，全国艺考生数量还只有3.2万。
从2002年到2015年，艺术类专业招生院校增长了近1000所，达到1679所。
这背后也是整个中国教育的不断进步，这让许多普通人有了更多的选择。
2018年，中国拥有各级各类学校51.89万所，在校生2.76亿人，专任教师1673万人。其中普通高校2663所。
被视为改变中国普通人命运机会的高考，实际报名人数从1999年的288万增长到了2019年的1031万，实际录取人数由159万增长到了830多万，录取率从50%上升到81%。
疫情下，备考的焦虑，体现出的仍然是中国学生及家庭对高考的重视。
但十七年过去，机会在增多，人们的选择也在增多。
高考依然很重要，但人生会被一场考试完全决定的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冯毅早在2003年就明白了这一点。
他不是很能理解那些崩溃的学生，“他们难道没有看到自己经历了什么吗？发生这么多，他们认为世界还会按照自己预想的方式走吗？”
假如没有非典，在学校正常复习，他觉得自己可能最终会考一所太原本地的理工科学校，毕业后在本地安安稳稳找份工作，跟着整个山西的发展，“走上不咸不淡的人生”，现在看来，他觉得“无趣，非常无趣。”
成绩一般，但这样的经历让他觉得命运绝非一个分数就可以决定，还有一些客观力量是个人无法控制的。
那时他觉得学校学到的东西好像和社会有些脱节了，“虚无主义和现实主义经验同步增长。”
2003年，是北大、清华等22所试点高校进行自主选拔录取的第一年。
2020年，教育部推出“强基计划”，高校自主招生被取消。
仿佛是一个轮回。
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大部分出生于2003年，“生于非典，考于肺炎”，像是调侃，也是无奈的事实。
尾声
和2003年相比，如今备考的学生依然焦虑，但他们的备考环境变好了，他们的选择也更多了。
他们会提起十七年前的那场高考，感觉自己比他们幸运。
也有老师给他们说，当年非典高考非但没有推迟，还提前了，“今年我们遇到了新冠病毒，不能认为疫情严重就不学了，反而要好好努力。”
他们被卷入了一场历史事件之中。这会对他们之后的考试以及人生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还不得而知。
不过一件几乎可以肯定的事是，这场疫情影响的是所有人，毕竟所有人都不能去学校上课。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而且他们也都明白，“一切都要靠自己”，“不能因为自己不努力却把原因都归结到疫情上。”
是的，一切都要靠自己。
经历了非典的冯毅，决定走出家乡，以一个差等生的身份来北京闯荡。
十七年过去，如今回看，冯毅觉得在那一年，很多人的命运确实随着那场考试，有意无意都被改变了。
他感觉自己走出来是对的，这么多年的打拼，他待过即将倒闭的小企业，也在世界五百强的IT企业搬过砖。
他觉得这一切都值得：“所谓命运，就是享受这个阴晴不定的家伙送上来的每一道菜，哪怕有时候确实太烫不太好下嘴，放凉了吃，也未尝不可。关键是不要挑食。”
因为比起这场看似无比重要的高考，总有一天我们会明白，生活本身，才是更大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