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被遗忘的记录
1906年5月10日的伦敦，弥留之际的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ey）躺在病床上，回忆着自己的一生。或许他想的是在刚果河流域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开疆拓土，抑或是在坦噶尼喀湖边乌吉吉的那句“我想您就是利文斯通博士？”若都不是，那么就有很大的可能是自己在穆特萨国王的领地遇到四个来自甘巴拉嘎拉山（Mount Gambaragara）的白皮肤非洲人的故事。
斯坦利与甘巴拉嘎拉山的奇遇曾经大量出现在他的日记、现场快报、新闻稿件、探险记和自传中，甚至在他自己的悼词中这一部分也没有缺席。然而，人们对斯坦利的探险记的关注，大多把重点放在了南部非洲的地理发现，以及探险过程中所付出的人命代价。因此直到近年，有关斯坦利的传记很少谈到甘巴拉嘎拉山，更不要说他在山下遇到白色部落的故事。理查德·霍尔在1975年出版的《斯坦利传》（Richard Hall,Stanley: an Adventurer Explored, Purnell; BC ed ,1974）中对这段奇遇的描述只不过寥寥数行。而詹姆斯·纽曼在自认为重现斯坦利每一趟探险的来龙去脉的《帝国足迹》（James L. Newman,Imperial Footprints: Henry Morton Stanley's African Journeys, Brassey's, 2004）一书中，甚至对这段奇遇只字未提。
不过在斯坦利发现了甘巴拉嘎拉山白人部落后不久，欧美学界却掀起了一股在全世界寻找白人部落的浪潮。这一时期大量的探险报告，猎奇小说层出不穷，一直持续到了二战之前。只是这股浪潮在现代科学的研究中逐渐被证伪与遗忘，渐渐并不被现代人所知。然而，这场已经被忘却的寻找白人部落的运动，却直至今日仍对世界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迈克尔·罗宾森的《非洲失落的白色部落：探险家、科学家与一段改变人类命运的假说》（Michael F. Robinson, The Lost White Tribe：Explorers, Scientists, and the Theory that Changed a Contin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便是对这场运动进行探究的一部著作。该书英文版于2016年于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台湾的猫头鹰出版则于2018年5月出版了其繁体中文版本。
迈克尔·罗宾森是美国哈特福德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探险”在科学与文化领域中的角色。其作品《最冷的大熔炉：北极探险与美国文化》（Michael F. Robinson,The Coldest Crucible: Arctic Exploration and American Cul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荣获了2008年“美国科学史论坛奖”。为了写作这本《非洲失落的白色部落》，罗宾森不但在欧美非三大洲各图书馆检阅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各种与探险相关的史料，甚至还寻着斯坦利的探险路线，亲身赶赴甘巴拉嘎拉山下，望着这座赤道上的雪山闪烁的耀眼光芒，体会当年斯坦利内心的深处所想：这白色部落到底从何而来？
非洲内陆存在着白人部落？
自上古时代以来，欧洲人就开始了与非洲的种种接触，例如希腊人始终与隔海相望的埃及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在通过埃及与希腊进行的欧非贸易中，很多如象牙之类商品并不产自地中海边的埃及，而是通过尼罗河由非洲内陆运向埃及。因此，通过埃及，欧洲人一直对非洲内陆保持着关注。不过这种关注却一直是零零散散，并没有一个对非洲内陆较为完整的认识。所以，在欧洲一直流传着对非洲内陆的种种奇怪传说，比如非洲内陆生活着狗脸人，以及在尼罗河源头附近存在着赤道雪山。
尼罗河源头
当然，欧洲人对非洲内陆的认识也并非都是传闻，例如非洲内陆居住着很多黑人部落，以及乞力马扎罗山的存在。但随着欧洲人对非洲内陆的认识逐渐增加，却也发现了一些超出自己常识的状况出现，比如在非洲内陆其实也生活着白皮肤的非洲人。
关于非洲内陆生活着白皮肤群落的传说由来已久。在托勒密（Ptolemaeus）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就把“白色的埃塞俄比亚人”放在了非洲内陆，不过他对“白色的埃塞俄比亚人”并没有体质特征等方面的详细描述。而较早对非洲内陆白皮肤群落有详尽描述的是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老普林尼在《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中曾经提到，在非洲内陆往南越过撒哈拉沙漠后，住着一些“白色的埃塞俄比亚人”。这些“白色的埃塞俄比亚人”挖洞而居，体毛浓密，牙齿尖锐，没有语言，以刺耳的、类似口哨的声音来沟通；有着海蓝色的眼睛，夜间视力也极好，并且从小有着金色或白色的头发。到了查士丁尼时代，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在《战争史》（History of the Wars）一书中也提到在沙漠以南，存在着身体非常白，金色头发的族群。
随着欧洲人对非洲内陆的了解逐渐深入，类似的超出自己“常识”的事情也慢慢的变多，使得欧洲人开始对非洲土著的观感发生了变化：非洲内陆的部落是否和自己有着共同的祖先？如果是的话，他们是何时，以及为何会到非洲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外观变得如此和自己不一样？如果按照这样解释的话，就需要重新建构一套无法通过直接观察得到的历史，而将目光转向一些必须靠想象力才能唤起的事件与传说。由此，才可以解释了为何一支族群才可以从他们的原居地迁移到遥远的现居地。
这种想法其实反映了文艺复兴时代前，在基督教文化中探索人类起源的过程中，血缘系谱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欧洲人，希望将非洲人也纳入到人类起源的系谱之中。而对这种血缘系谱的探求，追根溯源，便来到了《圣经》的记载中。
《圣经》中的“含族诅咒（the curse of Ham）”
在《圣经》的记载中，所有的人类都是亚当与夏娃的后代。但后来因为人类作恶多端，上帝降下大洪水以毁灭人类。不过因为诺亚多行善事，于是上帝让诺亚建造方舟避难。大洪水过后，人类便剩下诺亚一家存活。后来，诺亚的后代在地球上逐渐繁衍，并不断迁徙，因此如今的人类都是诺亚的后代。
诺亚有三个孩子：闪、含、雅弗。在大洪水过后的，《圣经》的《创世纪》中记载了一个故事：一天诺亚喝醉了酒，脱光了衣服躺在帐篷里，含看到自己的父亲赤身裸体躺在帐篷里，就出去告诉他的两个兄弟。这时候闪和雅弗拿了一件长袍，搭在两人的背上，倒退着走进帐篷，把长袍盖在了父亲身上；他们把脸转向外面，没有看到父亲的裸体。诺亚酒醒后，知道了三个孩子所做的事情，便说要含以及含的后代做两位兄弟及其后代的奴隶。
虽然《创世纪》中诺亚的这个诅咒是为《出埃及记》中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统治迦南的铺垫（因为在《创世纪》记载的谱系中，“迦南”是含的孩子），但就后世的神学家而言，其对诺亚的这一诅咒便有了不同的解释。随着四世纪奴隶贸易的兴起，神学家们便将这一诅咒视为黑人拥有黑皮肤以及黑人受到奴役的原因。随着欧洲人的足迹不断遍布全球，大量超出欧洲人“常识”的族群也不断被发现，因此这一诅咒也开始不断被用来解释落后族群和这些族群被奴役的理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族群也不断被整合入《圣经》的记载中。
含的诅咒
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随着实证主义的兴起，这种“含族假说”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一批博物学家通过比较语言学与头骨测量学，认为人类的起源应该是多元发生的。他们都以为，《创世纪》中记载的人类起源故事，只讲述了高加索人的起源，并没有延及其他的人种，因此亚当和夏娃也只是高加索人的祖先，诺亚的故事也只是一度近乎灭绝后来又重新繁衍起来的高加索人种的故事。故而“含的后代”也是高加索人而并非黑人。与《创世纪》中记载的高加索人的产生同时，其他大陆上也产生了相应的人种，非洲自然也不例外。在历史的持续不断的发展中，“含的后代”的一支入侵非洲并建立统治，又与当地的土著通婚，因而形成了如今的非洲种族。又因为“含的子孙”被诅咒，所以非洲是注定落后于欧洲的。因此在非洲的看似“先进”的发现，如南部非洲的“大津巴布韦”，必定不是非洲人所创造的，其创造者一定是此前到来的白人。
当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将“含族假说”传入非洲之后，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斯坦利找到利文斯通后，便进入了维多利亚湖畔布干达王国的领地。当斯坦利与布干达的穆特萨国王（Muteesa I Mukaabya Walugembe Kayiira）谈起《创世纪》时，斯坦利发现身居非洲内陆的穆特萨国王对《创世纪》，尤其是“含的后代”进入非洲的说法了如指掌。因为在非洲内陆的很多部落，尤其是有关布干达王室起源的传说中，经常会提到来自北方的神秘白人。这些神秘白人经过种种考验击败了本地的土著，最终成为了本地的王的祖先。穆特萨国王利用“含族假说”建立了与欧洲传教士势力的联系，也以此强化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也因为如此，使得以斯坦利为代表的欧洲探险家们，更加相信在非洲内陆，并不仅仅是存在零星的白皮肤非洲人，更可能存在着一个尚未被发现的白人群落。
斯坦利遇到利文斯通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非洲内陆存在未知白人群落的传说，开始走出探险家们的世界，进入了通俗文学领域。以亨利·哈葛德（Henry Haggard）的探险小说《所罗门王的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为代表，展现了欧洲的探险家们非常偶然的在非洲内陆深处发现了隐居已久的白人群落的故事。在一系列的故事中，白人群落并不一定是含的后代，也有一定的可能是例如早期的腓尼基探险家、迷失的十字军，甚至早期到达非洲但与欧洲本土失去联系的传教士的后裔。这些白人群落与世隔绝，因此仍旧保留了很多在工业化时代已经消失不见的古老美德。小说的主人公们也因发现了这些古老美德使自己的内心达到了救赎。而这种对“古老美德”的追寻，也影响到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