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摇钱树与多枝灯的关系[1]
何志国
何志国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从事美术考古和佛教美术研究
摘要：摇钱树与多枝灯造型均为纵向的垂直造型，它们造型的差别是：多枝灯必定有灯，摇钱树必定挂有方孔圆钱。两者相似的题材有仙人、龙、熊、猴等，西王母形象是只出现在摇钱树上的主神。两者器形交流的情形只在四川盆地周边地带出现。多枝灯是生者使用的照明用具，使用者大多是宫廷和贵族。摇钱树则为专用随葬品，它的使用者墓主多是西南地区中下阶层。摇钱树有追求财富、长生不老、祈求丰产和祈求生殖的原始树崇拜四重内涵，多枝灯的起源和内涵与古代祭祀的“明烛”有关。摇钱树主要分布于汉魏时期、以四川地区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多枝灯在战国两汉的中原地区及其他地区有广泛的分布。
关键词：摇钱树 多枝灯 比较研究
在汉代的墓葬中经常出土摇钱树和多枝灯这两种文物，由于两者造型有些相似，于是论者大多将其联系在一起研究，认为它们性质相同。但是，有关这两种文物的关系，至今未有深入研究。那么，摇钱树和多枝灯是不是内涵相同的同一类文物？如果不是，它们有哪些差别？本文拟从两者的造型与结构、功能和用途、使用者身份和地位、内涵比较、分布时间和地域等方面，试作探析，以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造型与结构
摇钱树通常由树座和树干、枝叶三部分所组成；树座多为陶质，也有石质；形状多为上小下大的山形，也见羊、狮、神兽等动物造型；树座顶部有直径1至5厘米的圆形或椭圆形插孔，以插树干。树干和枝叶由青铜铸造，树干较长，其上有4至6节，每节有4个插孔，每个插孔挂1枚枝叶，每一层挂4枚或8枚枝叶，枝叶上铸有西王母、神仙、神兽、动物和钱币图案。一株完整的摇钱树由树座、树干和枝叶拼装而成，因此，摇钱树结构复杂，体形高大，一般高1·4至2米，较高者当属四川省绵阳何家山二号墓出土的摇钱树，其高度达到1·96米。[2]（图1）
图1，绵阳何家山2号墓全树
比较而言，多枝灯的质地和器形不一样，它是战国秦汉灯的一种。多枝灯的造型一般是在修长的灯柱上，向四周延伸出一些枝条，枝头上托灯盘，托灯盘的枝条从三枝到十五枝不等。多枝灯高度一般是一米左右，著名的多枝灯有河北平山中山国的十五枝铜灯和洛阳七里河汉墓出土的十三枝陶灯。（图2）[3]多枝灯上面有时塑造或铸有人物、神仙、动物和神兽等题材。多枝灯也有造型特殊者。据传重庆巫山县出土一件铜多枝灯，它通高140厘米，底座为山峦形，其上有二蟠龙，树干上插挂灯盏和枝叶，共有灯盏96个，据说其上还有仙人、猴、蝉和龙凤等图像，树冠造型很像一株塔柏。[4]这种多枝灯的造型迄今发现仅此一件，造型独特。张茂华指出：“它应该是西汉神树发展的另一个类型，可能是长江中游西汉灯树与神树融合以后，传到三峡地区与四川类型神仙树（‘摇钱树’）发生碰撞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可算是‘摇钱树’的一种不一样。”[5]事实上，这件多枝灯与上述多枝灯结构和功能大致相同，只是造型稍异，它呈现茂密、塔形树冠的造型，枝叶之上并未铸造方孔圆钱，与摇钱树枝分层插挂，每层四枚或八枚枝叶排列的结构不同。
图2，洛阳七里河陶灯树
多枝灯的材质一般是陶、铜、铁质，但是，无论是陶质还是铜质，均为单一质地，即要么是陶多枝灯，要么是铜多枝灯；这与摇钱树树干和枝叶为铜质、树座为陶或石质有差别。摇钱树由树座、树干和枝叶安装、拼合而成为一个整体，可拆卸组装。而多枝灯，有的是一个整体，有的可插挂组装。多枝灯与摇钱树各自的主要形态特点分别是：多枝灯之上必定有灯，无论这些灯是何种形状；而摇钱树之上必定挂有方孔圆钱。双方所具上述特点对方均没有，这就是摇钱树与多枝灯的形态的根本差别。
东汉彩绘多枝灯 1991年在河南省济源市桐花沟10号汉墓出土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乐艺会资料
当然，摇钱树与多枝灯造型也有相似的地方：它们均为纵向的垂直造型，都有底座，并且，两者顶部都有鸟形装饰。尽管多枝灯底座和顶饰与树合一的特点与摇钱树不同，不过，两种造型也有互相影响的迹象。在云南昭通和大理等地，还发现少量的青铜铸造的摇钱树座，造型为蟠龙形，龙为圆雕，头盘旋而上。同样，相邻地区的贵州兴仁多枝灯也为青铜铸造的蟠龙形树座，但在树枝上挂灯盏。多枝灯上面挂灯的特点在少数摇钱树上也有发现。例如，涪陵黄旗和茂汶摇钱树顶部两侧也挂有青铜灯盏。[6]这反映了多枝灯造型向摇钱树造型的渗透。
东汉彩绘多枝灯局部 1991年在河南省济源市桐花沟10号汉墓出土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乐艺会资料
此外，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发现两株铜多枝灯，其造型、结构和某些题材与摇钱树相似。这两件多枝灯编号为112和113，分别高146厘米和112厘米，两灯结构相似，由底座、干枝、枝叶和灯盏组成，干枝纵列插入底座，枝叶分三层，每层从干枝的四个方向悬挂枝叶，末端插挂灯盏。两灯稍有区别：112有12灯，顶部有一人骑鹿站于璧形之上，113顶部置一灯，共计13灯，干枝两侧有二持节方士站于璧形之上。[7]112顶部一人骑鹿站于璧形之上枝叶与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墓出土摇钱树枝叶的同类题材相似；[8]113干枝两侧有二持节方士题材在四川西昌马道东汉墓出土摇钱树枝叶上也有发现。[9]可以说，这两件铜灯除了有灯盏、枝叶上面没有铸造方孔圆钱和各个构件均为铜铸等特点，与摇钱树的造型有区别之外，其余相似之处甚多。因此，艾素珊（Susan N. Erickson）认为，位于四川周边地区的甘肃武威雷台铜多枝灯的形式，是受到了四川汉代摇钱树的影响。[10]不过，我认为，鉴于甘肃武威处于流行摇钱树的四川和通行多枝灯的中原地区的结合部这一事实，将这两株铜多枝灯的形式看成是摇钱树和多枝灯交流的结果比较合适。
我们注意到，摇钱树和多枝灯器形交流、融合的情形目前只在贵州兴仁，四川东部（涪陵）和北部边缘（茂汶和甘肃武威）发现，在摇钱树流行的中心地带的成都平原没再次出现，说明这两种造型的交流只在西南文化圈的边缘地带进行。
东汉陶制钱树座 南京博物院 乐艺会资料
摇钱树和多枝灯上面的有一些相似的题材。摇钱树上的题材有西王母、仙人、方士、神兽、蟾蜍、玉兔、龙、凤鸟、龟、羊、熊、猴、璧形。多枝灯有裸体之人、猿猴、飞蝉、奔马、鸟和龙。摇钱树与多枝灯都有仙人、龙、熊、猴等题材，这种相同的题材表现了汉朝的时代风格，正如汉代画像砖、画像石及其表现的神仙思想题材在全国各地普遍发现一样。但是，西王母图像不见于多枝灯，却常见于摇钱树的枝叶和树座，并且往往以主神的形态出现。西王母及其形象在四川地区由来已久，她作为主神大量出现在摇钱树上，表现了摇钱树题材的地域特色。[11]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摇钱树局部 申一涵拍摄
二、功能和用途
河北平山战国铜多枝灯和广西贵县西汉铜多枝灯的灯盘中有烛钎，表明它们是烛灯。[12]多枝灯显然是生者使用的照明用具。
至于摇钱树，一般认为是冥器，但从未进行过考证。不过，江玉祥认为，摇钱树首先是“墓主生前当作偶像崇拜的一种祭器，”然后才是冥器。理由有三点：其一，有的摇钱树制作精美，尚有鎏金者；其二，摇钱树上的西王母题材，表现汉代社会祭祀西王母以祈长生的习俗，显示铜摇钱树是为活人祭祀的偶像；其三，以忠县涂井5号墓为例，摇钱树位于崖墓前室中部，象征墓主生前率领全家（或族人）祭祀摇钱树的样子。[13]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摇钱树局部 乐艺会资料
我认为江玉祥有关摇钱树是墓主生前使用的祭器的理由值得商榷。首先，摇钱树鎏金不一定与生者有关。例如，重庆巫山县汉墓安装在棺材上面的数件圆形鎏金铜牌，就是专门用于殉葬的冥器。[14]另外，在目前发现的摇钱树189例中，出现鎏金的实例很少，仅发现秭归、茂汶、彭山、勉县红庙和城固5例。[15]因此，即使摇钱树鎏金说明它具有实用功能，却无法解释其他绝大部分没有鎏金的摇钱树的用途。其次，汉代社会的确流行祭祀西王母以求长生，但是，全国各地汉代墓葬的画像砖和画像石上面大量出现西王母形象，与摇钱树上的西王母形象一样，都表现了墓主死后成仙的追求。再次，摇钱树在墓中的随葬位置并不固定，存在与忠县涂井5号墓摇钱树随葬位置不同者。例如，成都天廻山3号崖墓共计9室，树座和钱树枝叶出土于该墓远端一侧的北一室。[16]绵阳何家山2号单室崖墓没有被盗，摇钱树及树座随葬于墓室前侧，与墓主人随葬位置较远。[17]昭通桂家院子1号砖室墓为长方形单室，葬具位于墓室后侧，摇钱树位于墓室前侧西壁之下。[18]
东汉西王母摇钱树局部 1983年四川广汉万福镇出土
四川广汉文物管理所 乐艺会资料
我认为摇钱树是专门用来随葬的冥器。树上生长方孔圆钱这一摇钱树的超现实的基本特征，显然不是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模拟，而是对死后世界的期盼。它所寄托的思想是，墓主死后的灵魂经过天门升天后，还要获得财富，从此过着长生不老而又富裕的生活。重庆巫山县汉墓中出土鎏金铜牌雕刻图像：中央有双阙，其中4件阙门之下有“天门”二字，（图3）有的上部中央坐西王母，可见此双阙应为天门。[19]四川简阳鬼头山东汉石棺双阙之间刻“天门”榜书。[20]摇钱树也有表现天门的造型和图像。茂汶摇钱树树顶中央为西王母和璧形枝叶，两侧的阙形和人物枝叶，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天门形象，其功能与巫山铜牌相同。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阙形枝叶双层重檐；阙之上站立一大型凤鸟，阙下侧向外伸出一龙，呈横“S”形，龙身上分别有一人肩担4枚方孔圆钱，背向阙门，作向外行走状。[21]（图4）它暗示担钱人从天门之中走出，那么，担钱人所担之钱应当来自天门之中，由此可见，摇钱树应当生长于天门之中，即墓主死后所幻想灵魂升入的天国之中。无独有偶，巫山淀粉厂出土的一件圆形铜牌的天门之中，有一璧形，反书“五铢”二字，[22]令人玩味。璧有升天功能，象征天界，因此它在有的铜牌中位于西王母之下；“五铢”为汉代通行货币，这二字出现在璧之上，它也暗示了钱来自天国之中，正好与茂汶摇钱树担钱人从天门中走出之义相合。
图3，巫山土城坡天门铜牌
图4，茂汶西王母天门、担钱组合树枝拓本
三、使用者身份和地位
多枝灯的使用者大多是宫廷和贵族，地位较高。河北平山县出土铜十五枝灯的墓主为战国晚期中山国王。[23]广西贵县1号墓出土铜九枝灯的墓主为西汉初期任南越国桂林郡的最高官吏。[24]甘肃武威雷台出土东汉铜十二枝灯和十三枝灯的墓主是担任过左骑千人和张掖长的张某。[25]
文献也记载多枝灯是秦汉宫廷贵族的使用者。张衡《西京杂记》卷二：“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府库，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有青玉五枝灯。灯高七尺七寸，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淫室焉。”同书卷一也载，汉元帝皇后赵飞燕送其妹七枝灯。
多枝铜灯 南京博物院 乐艺会资料
使用摇钱树的墓主身分可以从相关墓葬铭文和墓葬规格加以分析。在189例摇钱树中，[26]既出土摇钱树、又有明确身分的墓主有以下4例：
彭山寨子山崖墓（M900）门框刻“蓝田令杨子舆所处内”篆字铭文，墓主生前为县令。[27]丰都县镇江乡槽房沟砖室墓(M9) 陶马刻“巴郡平都蔡真骑马”铭文。[28]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平都县，蜀延熙时省，大姓殷、吕、蔡氏。”[29]可见墓主为平都县大姓蔡氏一族。彭山M550为左右双室并列，洞口边缘雕刻铭文：“永元十四年（102年）三月二十六日王相□造”。[30]乐山青衣乡大田村沱沟嘴崖墓前室刻“张君”、“张君神舍”隶书。[31]汉代的习俗是有职官者必定排列在姓名之前，如“蓝田令杨子舆”。彭山“王相□”和乐山“张君”的前面无职官称谓，当为平民。可知，从已知墓主身份来看，出土摇钱树的墓主最高身份是县令；其次为当地大姓，再次为平民。
绝大部分出土摇钱树的墓葬缺乏明确的墓主身份，但能够最终靠墓葬的规格加以推测。出土摇钱树的墓葬单室墓、双室墓和多室墓均有。唐长寿对四川乐山和彭山地区单室、双室和三室墓三类崖墓的墓主身份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三类墓制并不与墓主人的政治地位对应，不是以官爵高低为阶，倒是与墓主人的经济地位对应，即以财富的多寡相别。”[32]这个判断也适用于出土摇钱树的各类墓葬。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博物馆藏摇钱树 蛰伏拍摄
不过，唐长寿认为四川汉代砖室墓和崖墓的族属不一样，他说：“（四川）砖室墓墓主应是内迁汉族后裔或个别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的地方土著士族的墓葬，崖墓墓主应是巴蜀后裔的土著汉族的墓葬。”[33]但是，四川新都县廖家坡3号崖墓石门刻铭文：“惟自旧氏，段本东州。祖考来西，乃徙于兹。因处广汉，造墓定基。……永建三年八月，段仲孟造此万岁之宅，……。”魏启鹏认为，东州在东汉时期，或泛指司隶、兖、豫、徐、冀、并六州，或特指青州北海国一带。[34]四川中江县塔梁子崖墓3号墓有墨书榜题：“先祖南阳尉……父即鸿胪，拥十万众，平羌有功，赦死西徙，处此州郡”，[35]由此可见，新都廖家坡3号崖墓和中江县塔梁子3号崖墓墓主均为中原汉族移民。从考古资料来看，出土摇钱树的墓葬既有崖墓，又有砖室墓和石室墓。[36]这说明随葬摇钱树的墓主成分具有广泛性。
四、内涵比较
由于摇钱树与多枝灯造型有些相似，所以论者多将两者混为一谈。实际上，两者内涵有较大的区别。
摇钱树有四重内涵。
第一，它包含有追求财富的内涵。摇钱树最大的特点是在树上长满方孔圆钱，在四川三台、彭山、宜宾、茂汶、江油等地发现的摇钱树上面，就有挂满方孔圆钱的树，树下有人持竿打钱，人们将钱担走的图案。这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当时西南地区人们对金钱的追逐愿望。[37]
第二、摇钱树有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思想的内涵。摇钱树上面有大量的西王母、蟾蜍和玉兔等题材，由于西王母掌管长生不老之药。因此，摇钱树与神仙思想的必然联系，很容易使人理解。关于此点，论者甚众，兹不赘言。但是，需要澄清的是，由于摇钱树是与方孔圆钱的结合，它所表现的神仙思想，并不是论者认为的像《庄子·逍遥游》表现的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思想，而是希望在天国里过着丰衣足食的神仙生活，因此，它表现的是民间世俗的神仙思想。[38]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博物馆藏摇钱树局部 蛰伏拍摄
第三、摇钱树表现有社树、祈求丰产的内涵。《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注引《邴原别传》：“（邴原）尝行而得遗钱，拾以系树枝，此钱既不见取，而系钱者愈多。问起故，答者谓之神树，原恶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辩之，于是里中敛其钱以为社供。”[39]这是与摇钱树几乎同时的一段文献记载，它表明摇钱树的起源与社供有关。汉代春秋两季有祭社的习俗，《汉书·食货志》：“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五百。”何谓社？《后汉书·祭祀志》解释说：“方坛，无屋，有墙门而已。”社坛四周一般要植树，即社树。社树往往成了社的标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社，地主也，从示土。……各树其土所宜之木，古文作。”从字形能够准确的看出，社的古字作祭祀土上之树状。祭祀社神即祭社的活动，当需耗费钱财，上引《汉书》就有社祭时“用钱五百”的记载。居延汉简的部分简文记载了边郡官兵祭社用钱购物和摊派社钱情况，兹举一例：“入钱六千一百五十，其二千四百受侯长，二千八百五十受吏，三月小畜计六百部吏社钱。”（254·1）[40]祭社的目的是为了祈求庄稼丰收，所以《礼记外传》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故建国君民先命立社也。”因此，结合上述《邴原传》的记载，能够准确的看出，摇钱树的最初含义是树上挂钱，用于社祭。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博物馆藏摇钱树局部 蛰伏拍摄
第四、摇钱树还有祈求生殖的原始树崇拜的内涵。在四川出土的一些摇钱树中有双鹿、双马交媾和男女二人交合的场面，与此相应，在成都平原出土了一些被学者称之为“桑间野合图”的汉代画像砖，赤裸裸地再现了男女交合的场面。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在这些交合场面中均有一棵大树。[41]另外，西南地区的一些古代少数民族流传该民族起源与树有关的传说。《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曰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有感，因怀 （孕）十月，产子男十人。”沙壹第十子名九隆，即为哀牢王。将生殖与树相联系，反映了古人原始的树崇拜。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J·G·Frazer）在其名著《金枝》一书中指出，世界各地几乎不同程度的都存在原始树崇拜的现象。[42]意欲求之，必先与之，先民们在祈求生殖的时候，要向树神奉上贡品或祭品，以遂其愿。这便是摇钱树的原始内涵，也是摇钱树的雏形。
至于多枝灯的内涵，就要简单得多。多枝灯是灯的一种类型。灯的起源很早，大约可上溯至商代。郑州二里冈下层32号墓出土一件陶中柱盂，底部正中立一柱，据认为是用作承搭软灯烛，有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的点燃油脂的灯具。[43]降至战国时期，灯的形态多呈豆形，这就奠定了灯的基本形状。《尔雅·释灯》：“瓦豆谓之灯。”因此陶制豆形灯常见。多枝灯较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如平山中山国的多枝灯即是。多枝灯虽然有多枝小灯，其多枝与树枝相仿，但仔细观之，无论是中山国铜十五枝灯，还是洛阳七里河的陶十三枝灯，其主体仍然是一个拉长的高柄豆的造型，多枝只是连接小灯的附属物。多枝灯是在高柄豆造型的基础上，吸收了树枝造型而形成的。总之，多枝灯与摇钱树的形状差别较大。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有人把它称为灯树，并不确切，因为这容易混淆人们的认识。我认为，多枝灯的命名更为准确一些。
关于灯的起源和内涵，孙机认为与古代祭祀的“明烛”有关。《周礼·秋官·司桓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志明斋、明烛，共明水。”郑玄注：“明烛以照馔陈，明水以为玄酒。”他指出洛阳七里河陶灯就是从太阳取火的“明烛”。[44]洛阳济源泗涧沟24号新莽墓出土一件陶灯，高28厘米，底座呈蟾蜍形，灯座上端呈兔形，灯盏呈昂头展翅翘尾的鸟形。（图5）发掘者认为：“这件灯和汉代画像石的金乌含义有些相同，金乌象征太阳，中柱和灯柱塑的兔和蟾蜍象征月亮。日、月合为明。”指出它是“长明灯”。[45]孙机进一步认为，该鸟形灯盏可代表阳燧，因此，该灯应为“明烛”。[46]
图5，济源陶灯
可见，摇钱树与多枝灯的内涵有较大的差异。
五、流行时间和分布地域
摇钱树的分布相当集中，它分布于以四川地区为中心的西南地区，除四川（含今重庆市）、云南、贵州、陕西南部外，湖北、甘肃、青海、宁夏等地也有零星发现，这些地区是战国以来形成的巴蜀文化覆盖和波及的区域。在上述地区之外基本上没有发现过摇钱树，可见，摇钱树是流行于西南地区的独特文物。[47]相比之下，多枝灯目前发现的绝对数量可能不及摇钱树，但是，它的分布的地域却要广阔得多，多枝灯既在西南地区有发现，也在中原地区及其他地区有广泛的分布。
多枝灯的发现至少有如下数例：河北平山战国中山国墓出土十五枝铜灯，[48]（图6）河北平谷出土东汉釉陶九枝灯，[49]洛阳七里河汉墓出土十三枝陶灯，[50]洛阳烧沟出土十二枝铁灯，[51]河南济源承留村东汉二十九枝陶灯，[52]河南灵宝张湾东汉陶十四枝灯，[53]山东宁津县庞家寺东汉墓出土陶十二枝灯，[54]长沙五里牌新莽墓出土七枝灯，[55]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西汉初期墓出土铜九枝灯，[56]江苏邗江甘泉东汉墓出土陶五枝灯，[57]甘肃武威雷台发现两件铜多枝灯，[58]重庆巫山县出土一件铜多枝灯。[59]
图6，战国中山国铜灯树
战国中山国铜灯树 乐艺会资料
战国中山国铜灯树 乐艺会资料
前已指出，多枝灯的使用者身份地位较高，加之它分布广，能够准确的看出，它是一种强势文化现象。因此，多枝灯兴起于中原地区之后，得以在汉代迅速传播于中原的周边地区，甚至远播流行摇钱树的西南地区。摇钱树则是西南地区的一种地域文化现象，虽然它的数量发现不少，但影响所及的地域范围，远不及多枝灯。
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十三盏铜连枝灯局部 宝玉玲珑拍摄
就时代而言，摇钱树的流行时间比较短暂，从东汉初期到三国时期，流行两百多年。最早有确切纪年的考古材料是云南昭通“建初九年（公元84年）三月戊子造”刻铭的石质树座，[60]成都青白江区跃进村3号砖室墓和成都高新区桂溪乡勤俭村汉代砖室墓1号墓出土摇钱树可早至东汉初期，即公元初年。[61]出土摇钱树最晚的是云南保山“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砖室墓。[62]而多枝灯的流行时间就要长得多，从战国到两汉，沿用六百年至七百年。多枝灯是灯的分支，我国战国两汉的灯有人俑灯、朱雀灯、凤鸟灯、雁足灯、兽形灯、多枝灯（也称连枝灯）、豆形灯、行灯等十余种。[63]由于多枝灯出现较早，因而有的学者认为摇钱树由多枝灯演变而来。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从以上造型和结构分析，摇钱树的形态与多枝灯有较大的差别，缺乏两者演变的形态依据。尤其是两者各具挂钱和托灯的特点，显示其功能不同。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摇钱树 申一涵拍摄
另外，在一些出土摇钱树的墓葬之中也同时出土多枝灯，这就说明两者是并行的两类器物。例如，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砖室墓出土了一件保存基本完整的陶座青铜摇钱树，同墓还出土一件铜多枝灯和铜行灯，多枝灯高39厘米，灯柱上端有二鸟一人重叠相承，下端左右饰以二兽，灯盏3件，圆盘形，直径6至6·5厘米，灯盏下端有一段细干，可插入灯柱的圆孔之中。铜行灯有手柄，出土时灯盘里还残存一些渣子和一小段燃过的烛芯。[64]在四川，很早就有以树为造型的传统，例如，广汉三星堆商周器物坑就出土青铜树数株，大者高达三米多，（图7）小者不及一米。[65]降至战国两汉，以树为造型的文物在西南地区也有发现。因此，摇钱树的渊源只能在这一区域去找。[66]
图7，广汉三星堆大铜树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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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考古》2010年1期
[1]教育部社科基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06JA78002；
[2]何志国《中国最大的摇钱树及其内涵》，《文物天地》1998年2期，45至48页。
[3]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期。洛阳博物馆《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2期。
[4]王育成《纽约售卖的东汉青铜神树初步研究》，《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建所廿周年道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747-770页，台北，中华道统出版社，2000年。
[5]张茂华《“摇钱树”的定名、起源和类型问题探讨》，《四川文物》2002年1期，28页。
[6]张善熙、李清裕《“天门”图像钱树初探》，《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3期，72至74页。涪陵黄旗摇钱树上的青铜灯盏由笔者于2006年6月在涪陵博物馆展厅所见。
[7]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2期，87-108页，图版13.1-2。
[8]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1991年3期，1至8页。
[9]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西昌市杨家山一号东汉墓》，《考古》2007年5期，19至32页。
[10]MoneyTree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by Susan N. Erickson Bulletin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66，1994，5-115.另见何志国译《东汉时期的钱树（下）》，《民族艺术》2006年3期，95页。
[11]何志国《论四川西王母图像的起源》，《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2期，27至33页。
[12]叶小燕《战国秦汉的灯及其有关问题》，《文物》1983年7期，78至84页。
[13]江玉祥《关于考古出土的“摇钱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四川文物》2000年4期，10-13页。
[14]丛德新、罗志宏执笔《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98年12期，80-81页文和图四.1。
[15]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第五章“论摇钱树的艺术风格”，107页-12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16]刘志远《成都天廻山崖墓清理记》，《考古学报》1958年1期，87-103页。
[17]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2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1991年3期，9至19页。
[18]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发掘》，《考古》1962年8期，395页至399页。
[19]丛德新、罗志宏执笔《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98年12期，77-86页。
[20]内江市文管所等《四川简阳县鬼头山东汉崖墓》，《文物》1991年3期，20-25页。
[21]张善熙、李清裕《“天门”图像钱树初探》，《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3期，72至74页。
[22]丛德新、罗志宏执笔《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98年12期，78页文和79页图二.1。
[23]王世民《平山中山王墓》，《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366-367页，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24]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9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25]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2期，87-108页。报告称墓主为秩比二千石的将军，证据不足。另见黄展岳《关于武威雷台汉墓的墓主问题》，《考古》1979年6期，528-531页。
[26]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附录一“摇钱树出土、收藏一览表”，271页-29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27]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91-9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28]何志国《丰都纪年墓出土佛像的重要意义》，《中国文物报》2002年5月3日7版。
[29]刘琳《华阳国志校注》，69页，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
[30]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14-16页，10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31]乐山市崖墓博物馆《四川乐山市沱沟嘴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文物》1993年1期，40-50页，16页。
[32]唐长寿《乐山崖墓和彭山崖墓》，132页，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
[33]唐长寿《乐山崖墓和彭山崖墓》，129-130页，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
[34]魏启鹏《新都廖家坡东汉崖墓〈石门关〉铭刻考释》，《四川文物》2002年3期，71页。
[3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中江塔粱子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9期，32页。
[36]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附录一“摇钱树出土、收藏一览表”，271页-29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37]何志国《摇钱树内涵溯源》，《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4期，28至33页。
[38]何志国《摇钱树内涵溯源》，《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4期，28至33页。
[39] [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352-3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上，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
[41]高文《野合图考》，《四川文物》1995年1期，19至29页
[42] [英]弗雷泽(J·G·Frazer)，徐育新等译《金枝》，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
[43]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圣火》，1至1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44]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圣火》，1至1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45]河南省博物馆《济源泗涧沟三座汉墓的发掘》，《文物》1972年3期。
[46]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圣火》，1至1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年。
[47]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论摇钱树的分布、年代和分期》，84至10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48]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期。
[49]中国陶瓷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陶瓷全集》3“秦汉”图155，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50]洛阳博物馆《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2期。
[51]洛阳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196-197页，图版伍捌：2，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
[52]张新兵《河南济源出土汉代大型陶连枝灯》，《文物》1991年4期。
[53]河南省博物馆《灵宝张湾汉墓》，《文物》1975年11期，75-93页。
[54]德州地区文物组等《山东宁津县庞家寺汉墓》，《文物资料丛刊》4，125-12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55]《长沙五里牌古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3期。
[56]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图版二十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57]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东汉墓》，《文物资料丛刊》4，116-12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58]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2期，87-108页，图版13.1-2。
[59]王育成《纽约售卖的东汉青铜神树初步研究》，《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建所廿周年道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747-770页，台北，中华道统出版社，2000年。
[60]孙太初《在云南考古工作中得到的几点认识》，《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1期，48页。
[61]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第四章“论摇钱树的分布、年代和分期”，84页-104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62]保山地区文管所《保山汪官营蜀汉墓清理简报》，《云南文物》1982年12期。
[63]叶小燕《战国秦汉的灯及其有关问题》，《文物》1983年7期，78至84页。
[64]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发掘》，《考古》1962年8期，396至397页。
[65]四川省考古所《广汉三星堆祭祀坑》，214至22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66]何志国《摇钱树内涵溯源》，《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4期，28至33页。
